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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越边境红木家具市场:选材差异致价格悬殊

时间:2017-05-06 09:32 来源: 作者: 点击:

  从越南进口的特色商品中有两个主角,一是水果,一是红木。“水果卖得再多,又能有多少利润?”凭祥的红木商人语气里略显骄傲,他们或在越南办厂加工,或向越南人直接买半成品家具,边境的区位优势让这里成为一个红木家具的批发市场。但即使在这里,红木家具的标价依然高得令人瞠目结舌。从越南的同济到凭祥的浦寨,善于经营的商人们在这条红木之路上已赚得盆满钵满。

  浦寨村:最大的边民互市点

  凭祥市的浦寨村是中越边境线上最大的边民互市点,距离市区15公里。一大清早,挂着越南车牌的大型运输车队从中越边境1091号界碑旁的国门鱼贯而入,几个头戴尖斗笠,蒙着严实口罩的越南妇女穿过车轮滚起的烟尘,挑着扁担一颤一颤地走入大门——她们背后是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凉山省文朗县。

  在浦寨1000多家商铺里,超过500家都在经营红木家具。从界碑处回望浦寨,夹在群山间的狭长地块上商铺林立。装卸进口热带水果的大型货场和旅馆、饭馆,以及卖日用百货、越南商品的小商铺位于山脚的低洼处,鳞次栉比,熙熙攘攘。顺着山势越过一处大陡坡进入平缓地带,喧嚣绝迹,红木家具交易市场呈现出另一种面貌。

  与山脚下的嘈杂比,红木家具市场整齐安静。用围墙包裹住的家具市场以经营半成品为主,间或有几家出卖回收来的红木旧家具。这个市场里的商品,基本上全部来自越南,由于越南人的习俗是正月二十三才算过完了年,此时越南尚无新货可进,很多商铺门庭冷清。也有一些勤快的越南商人开了张,在铺面门口摆一个火盆,烧点越南冥钞进去,再摆上一大盘红红绿绿的水果,寓意生意兴隆。

  吴星强的家具店与半成品市场一条马路之隔,门脸正冲着马路,三层展厅显得相当醒目,印着他相片的灯箱家具广告沿着店面两边的路灯铺陈开来,这都显示了他在此处的地位——吴星强是唯一一个能在浦寨开成品家具店的商人。凭祥的家具市场分为两大片,浦寨以半成品和旧家具为主,位于凭祥市内的南山红木市场,全部卖的是再加工后的家具成品,半成品是不允许在浦寨之外销售的。

  凭祥的红木市场,外地人占了绝大多数。吴星强是福建莆田人,1995年就到了这里。“刚到这里不知道有什么事可以做,我就每天坐在路边观察来来往往有多少人,都带着什么货,手里拿张纸,在上面画正字。那时候一天也就一两百人,后来发现,每天走来走去的就那么几个人,当地人管他们叫‘狗拼’,就是搬运工。扛的都是一些中国日用品,手电、扑克、电池还有玩具。”

  吴星强面庞黝黑,告诉本刊记者,自己“天不怕地不怕”,在来浦寨之前,他经历了从腰缠万贯到破产被银行起诉的人生起伏。1980年,改革开放不久,吴星强14岁。“那时候刮台风,台湾的渔船停靠在小岛边上避台风。当时他们无法上岸,我们就拿着公鸡、母鸡还有鸡蛋去和他们交换,把东西放在篮子里,吊上去,跟他们换手表拿回去卖。”交易多了,吴星强就开始拿钱和台湾渔船交易,“后来就发展到公海上去截货,买回来拿到福州去卖。当时很流行录音带,买回来用录音机复制了再拿出去卖,张帝、邓丽君、龙飘飘的,都很好卖”。

  在那个年代敢闯敢干,吴星强越做越大。“做很多生意,有钱赚就做。搞装修、开歌舞厅、代理新加坡进口食品,还承包山林,把树都砍掉,改种果树。结果做得太多,不懂得管理,乱花钱,到最后没有钱了自己都不知道,欠了100多万元的债还不了,结果家里也待不住了。”

  吴星强带着老婆孩子逃了出来,最初选择去了越南。“我当时找到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,我问他,像我这种情况,没有路可走怎么办?他跟我说,到越南去!”这位教授解释给吴星强听,在这样的地区,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都相对特殊,当地的法律、政策也很不健全。“经历过改革开放那个年代,我也是从不健全的法律体制下出来的人。教授告诉我说,我这样的人到了那种地方还有发展的空间,我有经验。”吴星强说。

  1995年,吴星强投靠在越南的老乡,不但没谋到出路,所有家当还被骗光了。垂头丧气的他从越南回来,途经浦寨。“我当时觉得,越南待不下去,边境也可以。当时就狠下心,只要饿不死就绝不回去。”

  一开始是从内地进货卖给越南人。“开始是卖玩具,可是怎么卖都卖不出去,后来发现别人进的便宜货,售价比我的进价还低。后来又从福建老家进羽毛球拍卖给越南人,羽毛球是他们的国球嘛,刚做了一个月的生意,客商就要求去福建工厂参观,参观完就直接和那边做生意了。”做了几次都没成功,吴星强开始卖越南货。“当时边境地区流行戴越南人的圆形绿军帽,11块进货,卖25块,那时候开始有人来边境这边旅游,每天卖个十顶八顶的,一天能赚100多块。从那时候开始,我发现卖越南货能赚钱!”

  赚了一点钱,吴星强开始卖越南工艺品。“小时候我在家学过木工,知道木头这东西,越硬越好,越重越好。我当时觉得越南的红木很硬很重,隐隐觉得这是好东西,但当时还没有意识到。”

  这个感觉敏锐的商人说他始终在观察着市场,他回忆道:“从1997、1998年开始,有一些越南华侨拿着半成品到浦寨来卖,从越南进货,在浦寨自己组装。那时候还有一些越南人做,背后当老板,雇华侨在这里卖,每件家具规定好,售价不能低于多少,有些华侨抬高了价卖出去,赚了都是自己的。”

  “看别人做生意,我心想,这木头这么好,一定能做很久。但入这行要有本钱,等我真正开始做家具,已经是2003年了,我运气好,入行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涨价。我卖的第一个床,一下子就赚了几千块。”吴星强记忆深刻,“赚了钱我就投进去,只要有越南人把货送过来,我就买回来组装好。慢慢就开始飞速涨价,有时候进了货卖不掉,结果反而更赚钱,价钱一直在往上涨,1万多元进的货,出手时能卖十几万元。”

  木材价格在飞涨

  在凭祥,如今生意做得好的商人说起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低迷,个个表现得云淡风轻。尤其是在南山红木家具市场里,每家店铺动辄都有几百甚至上千平方米的展示厅,里面摆放的家具总价也在数百万至上千万元。“资金雄厚,有固定的客源。”越南华侨徐昌彪信手摆弄着茶具,悠闲地泡着功夫茶,告诉本刊记者,“那时生意是差了一点,但到了2009年,市场很快复苏了,2009年末的时候,黄花梨的价格比年初翻了一番。”

  南山市场标榜的是红木家具精品,在这里做生意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,嗅觉敏锐,他们大多都是在红木家具红火之前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凭祥红木商会会长王宝田2000年带着几万块钱从浙江老家来凭祥淘金。“那时边境管得很松,拿着身份证就可以过越南那边去。2000年时关税也很低,每一批货只要交3000块就行,相当便宜。到了2003年,关税标准才建立起来,那时候要按照每吨2000~3000元的标准收税。”王宝田向本刊记者回忆,在他刚入行的时候,数千元就能在越南当地定做一套家具,“1000多元就能做一套三件套的皇宫圈椅,最高也不过3000多元”。与现如今比,当时的红木价格低得令人咋舌,当时黄花梨和红酸枝的价格差不多,每吨都在几千块钱左右。王宝田的生意经也是按照义乌小百货的思路,“争取资金快一点回来,再继续往里投”。

  红木是一类木材的统称,包括紫檀木、黄花梨、红酸枝、花梨木等几大树种在内。如今的市场上,新制作的紫檀木家具几乎绝迹,黄花梨的价格则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,像一匹黑马直线飙升。10年前,黄花梨原本和红酸枝的价格接近,有时甚至更加便宜。按照市场规律,红酸枝每年以10%~20%的价格增长,黄花梨的价格却像踩着筋斗云,扶摇直上。商人刘松向本刊记者扳着指头回忆道:“2006年黄花梨的价格翻了一倍,2007年再翻了两三倍,2008年是低估,到了2009年又翻了一倍。”现在的黄花梨价格,按照成材的大小,价格差别极大。徐昌彪则告诉本刊记者:“市场上有大料有小料,有些卖到5万元,有些卖到15万元、20万元。20厘米的材料卖1万元,25厘米的材料不可能卖1.2万元,卖到两三万元都很有可能。40厘米的材料现在已经不让卖了,卖的话价格能到三四十万元。”黄花梨树种中,最著名的是产自海南的海南黄花梨,但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迹。现在品质最好的属越南黄花梨,但即便是在越南国内的市场上,越南黄花梨也已经很难见到。

  木材的稀缺让黄花梨家具有了自称“天价”的资本。徐昌彪的商店里,一套黄花梨制作成的17件套大宝鼎,标价为1.2亿元。选择花纹颜色相近的木材,工人开料雕花的工艺耗时两年多,再加上黄花梨价格不断攀升,于是这套大宝鼎变成了店中的镇店之宝。

  在红木家具市场走一圈,价格相差悬殊的原因全都是因为选材的差异。究竟什么样的黄花梨品质好?徐昌彪说,首先是越大越好,越大说明木材生长的时间越久,这些在深山老林积蓄上百年精华的物种,因为几乎无法再生而越发珍贵。“有些人说要看颜色,有的人说黑一点的好,有的说黄一点的好,还有的说带鬼脸的好。我的观点是,做一样东西,整体色泽好那才叫好,整套家具看起来颜色要统一,颜色要均匀,花纹要一致。”

  市场刚形成时,大多数商人都从越南人手里买回半成品,运到浦寨,组装好直接销售。南山市场形成后,一些有实力的店主在凭祥本地开厂,把买回的半成品进行烘干、打磨、雕花、油漆,精加工。越南人力成本低,工人工资每天只有50元人民币,而中国的工人至少要150元,有很多每天都要300元,还不算加班费。如果在越南开厂制作成品,运输又是一大麻烦,半成品可以拆开装运,但成品占用的空间很大。权衡人工和运输的成本,大多数商人都在越南买半成品,再运回国内精细加工。国内的红木市场,普遍认为越南的工艺不好,于是,有些对红木家具要求更精细的商人,开始聘请国内师傅去越南的工厂做生产指导,有些干脆把木材拉回国内,请浙江、福建、四川等地手艺好的师傅精雕细琢。吴星强说他会把好的越南木料送回福建莆田老家去生产,他选择了相对便宜的海运,先运到香港,再转运到莆田,虽然每次耗时半个月时间,但运输成本低了很多。安徽商人马艳说:“以前是师傅拜老板,现在都是老板拜师傅。把方料做成家具,要根据木材的具体情况开料,开成什么形状,线条好不好,这都要看师傅的手艺了,好的师傅能够物尽其用,榫卯做得也合适。在国内开料,价格要比买越南货价格高一倍。好的师傅每月赚一万多块都很正常。”

  越南同济:红木家庭作坊

  上世纪70年代末越南排华时回到中国的徐昌彪,说起越南的生意伙伴颇有微词:“他们交货的时间、质量、价格都会出问题,明明谈好了价格,到交货时候又会变卦,或者拿不好的东西来糊弄你,这个市场上每个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但市场就是这样,我们只能接受,你不要,照样有人要。”

  从凭祥友谊关出境,乘坐越南人营运的16座福特车是最主要的通行方式。除了去河内和胡志明市,北宁省的同济村也成了主要的客流方向。红木家具的生产地集中在同济村周边,中国商人去越南看货、进货,都采用这种交通工具。虽然越南司机既不会汉语也不会英语,但只要说“同济”二字,他立刻会明白你所指何处。

  中国商人口中的同济村,早已成为一个模糊的统称。来这里帮老板验货的小伙子杜云告诉本刊记者,慈山市有七八个村都在做红木,每个村都有自己主要制作的品种,符溪村、同济村擅长做如意沙发、大宝鼎,金榜村主要制作套椅,还有几个叫不上名字的村落,被中国商人直接称为工艺品村、皇宫椅村甚至是大床村,有经验的中国人来这里买货,会直接扎到村里慢慢看货。

  杜云来越南已经一年有余,2009年初,他被老板派到同济村来探路。“第一次是一个同行带我来的,他带我看了几家货,但我语言不通,又记不住路。”初来乍到,但杜云一点不怵。“一个月时间,越南话我就基本学会了,这几个村里弯弯绕绕的路也全都记住了。”杜云说第一次跟越南人做生意,他就受了骗。有一家的货看起来不错,订完后,过了几个月发过去的不是原来的货,结果让他的老板亏了十几万元。“一年碰到这种事五六次很正常。现在我有老客户了,关系比较好,基本不会骗我。刚开始,我都要在木头上签字,如果货运回来没有我留下的记号,我就得让他退货。有时候我在这边验完货,要看着他们打包好才走,这样也能避免受骗。”

  越南的正月本是享受的时光。越南人有正月里嫁娶的习俗,院门外用红蓝相间的塑料布围成厅堂,外面挂起粉红色幔帐的人家宣告着喜事将近。喜欢打牌的越南男人在写着汉字牌匾的祠堂里,铺上凉席,嬉笑着玩牌——正月里不开工。但那些做家具的家庭作坊已经忙碌开了。杜云说,这里几乎没有上点规模的工厂。越南人把自己家的几层小楼刷成各种鲜艳的颜色,雕梁画栋,在门楣处醒目地标上房子盖好的年份,一楼开放的空间,却用来加工红木家具,机器嗞嗞作响,飞屑弥漫,满地粉末。

  杜云带着我们去谈生意,地点当然是越南老板的家。一进门,他流利地用越南语和老板寒暄起来,没说几句,两人就用手比画数字,开始讨价还价。回来的路上,他告诉我们,除了订了两套餐桌,他想买老板客厅里的那套红木家具,但出了很高的价钱,老板也不肯卖。他颇有些得意地告诉本刊记者,这个越南人做的餐桌别具一格,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,是他一户一户去看才发现的。“这附近做餐桌的有五六十家,但他家的椅子坐上去特别舒服,靠背的弯度和人的骨骼线条正合适,这在国内也很难做到。而且他家的餐桌腿子是向外打开的,这样的话开料要求大,无形中,3厘米的宽度就变成了6厘米,桌子腿的价格就要比别人贵一倍。”杜云拿出计算器算了算说,“年前他要68兆越南盾,现在涨到75兆了,涨了7兆。但现在汇率高了,当时汇率是1∶2950,现在是1∶3320,算下来反而能节省500多元人民币。”

  第二天,杜云去越南老板家交订金,15兆。老板娘收了钱,拿出几张越南盾给了杜云。“人民币300块。”杜云在手里弹了一下,把钱塞进钱包,这是老板给杜云的回扣。“我们天天在外面跑,拿这么一点小钱很正常。”杜云此次来越南,除了订货,还有一个目的是帮江苏的一个老板开厂、选木料。“因为我在这边待的时间长,跟很多人都很熟悉,当时有个越南人想找人把厂子顶出去,我第一时间通知了孟老板,要不然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。”加工厂有200多平方米,里面还有基本的开料和雕花设备,买下来花费十几万元人民币。杜云还帮孟老板请来了中国的开料师傅龙哥,他说:“我认识一个在这里开厂的中国老板,是个‘富二代’,每天吃喝玩乐,不好好做生意,龙哥跟着他也没什么前途,我就把他挖过来了。”当然,杜云会因为帮忙牵线搭桥获得一笔不菲的中介费。

  我们在越南的两天里,细雨时断时续,卖红木原料的市场甚是冷清。“越南人没中国人那么勤快,从来不起早贪黑。每天八九点才开市,12点必然准时关门午休。下雨天更别指望他们会出来卖货。”好容易雨停了,杜云带着孟老板和龙哥去买木料,这里的原料市场也趋于专门化,红酸枝、花梨木分别在不同的市场上销售。越南在几年前就禁止原木出口到国外,现在对树木的砍伐也日益谨慎。在市场上出售的木材,大多来自越南周边的老挝、柬埔寨等国,越南作为一个初级的市场,慢慢开始演变成一个交易的枢纽。

  孟老板在江苏本地做生意,他以前喜欢来越南买半成品,不喜欢到浦寨买,因为进口到浦寨的货已经是别人挑剩下的了。现在他觉得越南的半成品仍旧不能满足他的要求,他说:“我要的是中国工艺,我们那种传统的榫卯结构,所以请中国师傅过来,指导越南工人加工。”按照孟老板精益求精的要求,光是开料的环节,一套家具下来就要多出几千块钱的加工费,而且花费的时间更多,但他认为值,如果从越南将货物运到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,价格翻个两三倍绝对没问题。孟老板有条件做精品家具,要求当然高。

  除了加工厂,一些越南人也做起了物流的生意,中越两国文字撰写的大招牌上写着从慈溪发往浦寨,甚至是国内各地的物流路线。来做生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,脑瓜灵活的杜云自己也做起了生意。他盘下了一个6层、12个房间的小旅馆,只向中国人开放。他说:“安全起见,不接待越南人。有些老板来买货,带的金额比较大,三四十万元是经常的事。万一有个闪失,损失了声誉,这一年的生意就别做了。”

  外人的浦寨:他们还在山上

  位于中国南部边陲的凭祥市,其西面与南面与越南交界,边境线长达97公里,境内有友谊关口岸和凭祥口岸两个国家一类口岸,一个国家二类口岸,五个边民互市点,是广西口岸数量最多、规模最大的边境口岸城市,也是中国通往越南及东南亚最便捷的陆路通道。

  1992年国务院批准凭祥市为沿边对外开放城市后,浦寨逐渐发展成全国有名的东南亚进出口边贸城。这座两平方公里的昔日山村,现在看起来更像一座市场,在这个市场内边民可以自由出入、自由交易,货物“进境不进关、出关还未出境”,从越南进入浦寨的货物在交易成功后才报关,与越南交易的货物也必须在中国报关后才能进入这个市场。

  在凭祥市政府的观念里,红木家具只是打响了凭祥和浦寨的名气,实际上,当地最大的gdp贡献者是50亿元的对外进出口贸易,占了gdp总额的60%~70%。与此相比,红木的贡献简直不值一提,唯有“带动了第三产业”这一点对政府略有帮助。当地政府对红木市场限制极少,这里热钱不断涌入,除了直接参与经营红木家具的商人越来越多,从山西煤矿撤资出来的浙江老板还在凭祥投资建设了一座占地1000多亩的红木商贸大楼,为以后日益增长的红木商人提供商铺。

  无论怎样,浦寨形成了红木家具有形的市场,来自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国家的商人在这里频繁地交易,看起来繁荣有生气。这个红木市场属于所有外地人,但可能唯独不属于浦寨人。商业气息浓厚的浦寨市场,浦寨村民的房舍却难觅踪影。掩映在半山腰上的几层小楼后面的浦寨村,竟然没有一条敞亮的大路可通行。

  浦寨村最初只有6户人家,到目前为止也仅仅只有30多户。山脚下的热闹,他们从挡在前面的楼宇夹缝中可窥一二。低洼处原本是他们的农田,浦寨村人在地里种上黄豆等经济作物,每年收获后,到凭祥互市点和政府换一些粮食回来。

  边贸开通后,政府征回了村里的土地。村民黄辛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:“越南人跑过来买啤酒,很能吃苦,挑一个扁担,沉甸甸地回去,要走好远的山路。小学生放了学也来买啤酒回去卖,没有力气,只能背4瓶,要是路上摔倒了,瓶子破了就赔本了。”

  交易越来越频繁和复杂,浦寨村民却始终是看客。这里的男人不喜欢外出打工,自己在山上种一点树,有空就去山脚下帮忙装货卸货,赚点零花钱。黄辛说,他们只能卸中国人的货,每天都有大批越南人跑到这边,也来卸货,越南人的货只让越南人装卸。■


( 责任编辑:徐晓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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